自从开皇十三年自告奋勇出使突厥起，裴矩开始在隋帝国的外交领域崭露头角。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时任吏部侍郎的裴矩又奉杨广之命，负责掌管西域诸国与隋朝的贸易。从此，裴矩便成了隋帝国外交舞台上最惹眼的人物，并成为隋朝交通西域的第一人。

当时，西域诸国与隋朝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张掖（今甘肃张掖市）。裴矩知道杨广好大喜功，很看重隋朝的国际影响力，就在张掖设立了一个部门，专门采访那些来此贸易的外国人，仔细询问他们国家的山川地形、风俗民情，以及服饰文化等等，然后精心编撰了一本《西域图记》，详细介绍了西域的四十四国家，并专程回朝呈给了杨广。

此外，裴矩还命专家根据采访所得的资料，绘制了一套具有重要价值的地图。该地图起於敦煌，西至地中海（当时称西海），东西距离长达二万里，几乎横贯欧亚大陆。裴矩不仅在其中标明了各国的关隘要冲，而且详细绘出了从隋朝前往地中海的三条交通线：北路，从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出发，沿天山山脉，过西突厥王庭，然后穿过罗马帝国，抵达地中海；中路，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出发，经焉耆、龟兹、疏勒等国，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再经康国、安国等地（今乌兹别克斯坦），然后穿过波斯王国，抵达地中海；南路，从鄯善（今新疆若羌县）出发，经於阗，过葱岭，再经吐火罗（今阿富汗），入北婆罗门王国（今巴基斯坦），然后穿过天竺（印度），从海路抵达地中海。

在献上书和地图的同时，裴矩还呈上一道奏疏，说：“如今，以我隋帝国之威德，加上将士的骁勇，过大漠、越昆仑皆易如反掌。问题在於，西突厥（今新疆北部及中亚东部）与吐谷浑（今青海）分别控制羌、胡等国，将我国交通西域的线路拦腰切断，故而西域诸国朝贡不通。而今，西域商人东来，无不向我大隋暗表忠心，引颈翘首，愿为臣藩之国。若我国遣使招抚，不需动用武力，西域诸国都会归附，而西突厥和吐谷浑更可从容消灭。统一戎狄与华夏的时机，看来已经成熟！”见到裴矩的工作如此卓有成效，杨广大喜过望，当即赏赐绸缎五百匹，并天天命裴矩上殿，坐在御榻旁边，亲口询问西域诸国的各种情形。裴矩对答如流，并极力强调：“西域诸国多有奇珍异宝，而吐谷浑也很容易征服。”杨广闻言，顿时怦然心动，“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立刻擢升裴矩为黄门侍郎，并把交通西域、经略四夷的任务交给了他，然后命他再赴张掖，用一切手段招抚西域诸国。

裴矩殚精竭虑地做了那么多工作，又是编书又是画地图，为的当然就是得到这个足以令他享誉天下、名垂青史的任务，所以欣然接受。

平心而论，裴矩所做的上述工作，在中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史上确实具有重大意义，而他随后展开的一系列对外扩张和外交行动，也对当时的隋朝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隋一朝的“外交双雄”之一，裴矩的影响力甚至比长孙晟还要大，颇有青出於蓝、后来居上之势。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裴矩创造了多么辉煌的历史功绩，都难掩其代价的沉重与高昂。当初长孙晟经略漠北、削弱突厥，基本上全凭纵横捭阖的智慧与谋略，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对外输送一些利益，但由此换来的回报却巨大而深远。反观裴矩的外交战略，几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长孙晟完全不同的道路：“引致诸胡，啗之以利，劝令入朝”。

说白了，就是四个字——金钱外交。

裴矩的手法，就是用巨额金钱去购买那些小国对中国表面上的尊敬和名义上的效忠。这种做法，貌似缔造了一个万邦来朝的盛世，实际上却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金钱，甚至是在透支一个国家的未来，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最终将这种外交政策付诸实行的人是决策者杨广，但裴矩作为首倡者和执行者，显然也难辞其咎。事实上，裴矩积极争取并展开外交活动的初衷，本来就是为了迎合好大喜功的杨广，同时也是为了博取自己的政绩和声誉。因此，只要能达到“招抚西域”、粉饰太平的目的，不管付出多少代价，裴矩和杨广一样都在所不惜。

关於这么做的代价和后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作了这样的记载：“自是，西域诸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於迎送，靡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导也。”（《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巨亿万计；经途涉险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综合这两段记载，大意就是，自从裴矩对西域诸国展开金钱外交（啗之以利）之后，西京长安所属各县，以及西北各郡的财税收入，全都要输送到塞外，每年以亿万计。由於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沿途经常遭到盗匪洗劫，民夫和牛马往往在中途死亡，不能抵达目的地。而郡县政府则把责任推到百姓头上，实施严厉惩罚，致使很多百姓家破人亡。从此，许多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放弃农业生产，隋帝国的西部地区首先陷入了贫困。

除此之外，各国商人频频来往於西域与长安之间，所经郡县，各地方政府无不疲於应付，招待费用数以亿计，终於使得隋帝国的人、财、物力逐渐枯竭，进而导致灭亡。

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始作俑者裴矩惹的祸。

不难看出，司马光把隋朝国力衰竭、以致最终灭亡的责任全部归咎於这种“金钱外交”，肯定是失之武断的，而将其全部归咎於“裴矩的倡导”，则更是以偏概全，显然不够公允。但无论如何，司马光的说法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杨广与裴矩这种外交战略的实质。

这种实质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国的虚荣”。

综观杨坚与杨广、长孙晟与裴矩、文帝一朝与炀帝一朝在外交战略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两个词来概括，前者是“务实”，后者是“务虚”。虽然务虚的事情表面看上去往往更有光环，也更值得炫耀，但到头来，人家务实者收获的是实打实的利益，可务虚者收获的，却只能是一个徒有其表、吹弹可破的“盛世肥皂泡”，或者只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虚胖的大国”。

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坚与长孙晟的外交战略更像是今天的美国，而杨广与裴矩的外交战略，跟今天的我们似乎也有得一比。

当今，美国在几乎所有国际事务中，总是以“大棒”（军事手段）开路，必要时才辅之以“胡萝卜”（利益贿赂）；在他们的外交行动中，谋略往往是最主要的利器，而目标则一定是基於现实、着眼长远的国家利益。除了这个目标，其他任何东西在他们眼中都是浮云。

然而，同样作为世界大国，我们花费巨大代价所追求的东西，却往往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而是一朵闪烁着“盛世光环”的巨大浮云。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很喜欢这朵浮云，不知道为什么。